该不该提倡亲属“大义灭亲”？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即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参与修改论证的专家陈光中教授告诉记者，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较大的突破，是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 
    在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主流价值观中，往往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对于主动送子投案或带领公安机关抓捕涉嫌犯罪的亲人，向来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相反，对于为涉嫌犯罪的亲人提供场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则设立了包庇罪来“伺候”。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有学者称：“大义灭亲的立法理念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亲亲相隐’的传统。”因此，“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那么，是不是亲属的作证特权确立，“大义灭亲”的司法政策就必须得到颠覆呢？我的答案是，亲属的作证特权应当确立， 但“大义灭亲”仍然必须得到鼓励。

    在我们老祖宗那里，的确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直系亲属等有权拒绝作证。

    打击犯罪很重要，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度平衡。所以，对于涉嫌犯罪的亲属，人们应当拥有不作证的特权。公权力不能强制亲属作证，但亲属自愿放弃这种特权，或者认为告发、作证比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更重要，他们当然也有权“大义灭亲”，像儿女告发贪污腐败的父亲，难道不正当吗？

    所以，刑诉法修改确立亲属的作证特权，并不是与“大义灭亲”相对立，作证特权所对立的是亲属之间的包庇罪，亲属之间包隐行为定包庇罪，有损人伦应当废除;但亲属有作证特权，并不意味着亲属不可以“大义灭亲”。相反，为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法律可以鼓励亲属之间“大义灭亲”，对于被“大义灭亲”的罪犯可以考虑适当从轻。例如，去年最高法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获的，不宜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应充分肯定，量刑时可酌情从轻。” （杨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