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央视再度炮轰过度医疗，引用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的分析，很多心血管病人背着超过3个心脏支架，其实并非必要。时值济南市两会，济南市政协委员、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范桂玲建议，全面公示医疗行为和收费机制，严格执行药品阳光集中招标制度，并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德医风。
现状调查
层层加码 1个心脏支架至少两三万元
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在提案里揭露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2012年，曾有媒体报道，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国际上最权威的临床医学杂志———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一项研究，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此前胡大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放3个以上支架，可在国内，不少病人被放5至10个支架。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在新加坡，医生如果让患者做3个以上心脏支架，必须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医生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或做了更贵的支架，他的行医资格会受质疑。
医生自保
多检查避免担医疗责任
“我仅仅是一个普通感冒，来来回回检查就花了200多元，必要么?”市民路女士说。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患者到医院很担忧过度检查。
驻济三甲医院一位妇产科主任告诉记者，其实大部分医生也不想做过多检查，但现代医学越来越复杂，患者对医疗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旦达不到效果，会追究漏诊等责任，很多医生为了自我保护，只能将检查做得全一点。对于病人主动要求输液的情况，医生有时便听从建议，对于可能存在并发症的病人，医生也往往采取对病人的“保护性行为”让其接受某些检查。
同时，患者对医学知识缺少理解，也陷入治疗误区。201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显示，包括合理用药在内的基本医疗素养仅为9.56%，能够正确阅读药品说明书的居民比例约为15%。
成因解析
投入缺位造成医院创收压力
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7%，占当年GDP总量的1.7%;2012年，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14%，占当年GDP总量的1.38%。济南卫生总费用占济南财政收入的8%。有专家分析，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财政投入占大多数公立医院全年需要费用的60%，此后逐年减少，到了2009年医改前后，占全部运营成本的20%，也就是说剩下的80%要靠医院自己创收。
“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院方对经济效益的热衷与追求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不可忽视的因素。”范桂玲在提案中写着，政府对医疗行业财政负担的淡化，医院经济成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倾向，以致出现见利忘义的现象大大增强。
委员声音
医患信任需要建立“阳光制度”
如何走出患者对过度医疗的疑虑，促进医患双方互相信任?
范桂玲认为，尽管绝大多数的医疗机构都是公立医院，但是相当多医院的正常运行，医院设备购置、规模扩大靠医疗收费的积累主要靠医疗收入。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又制约了高水平医学技术队进步，医患矛盾进一步体现。而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是注重经济收入忽视群众利益。这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为此应该加大卫生财政投入，发挥政府保障群众基本医疗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对个体医疗服务行业监管、维护医院的公益性质。
同时，医疗机构应全面开展公示医疗行为和收费机制。医院要做到“合理住院、合理检查、合理收费、合理用药”，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费用，而且要明确公示。各级医疗机构要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努力降低患者的医药费用，建立医疗费用阳光制度。改变管理体制，消除患者就诊过程中挂号时间长、交费时间长、取药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三长一短”现象;严格执行药品阳光集中招标制度;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德医风。
医患双方仅单靠一方是不够的。一些患者以为进了医院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治不好病，就是医院和医生的错。只看重结果不看过程，尤其是缺乏承担风险的意识，对医疗效果的期望值过高，不少医疗纠纷就是因此而起的。政协委员建议辖区内医院公开主观病历，提高患者的信息知情权。由患者或家属在医疗过程中查阅，有利于消除患者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