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起诉康菲？

    本报记者 龚海    渤海溢油事故已经过去两个月，事故真相依然疑窦丛生。即便多次与相关方面交涉，关注渤海溢油事件的多家民间环保组织仍旧感到有些一筹莫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作为，环保组织还将继续发力，甚至可能发起对康菲的公益诉讼。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角力。渤海溢油事故已经过去两个月，但事故真相依然疑窦丛生，若非事故责任方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海上溢油管理部门国家海洋局主动去陈述溢油情况，其他人唯有望洋兴叹，全然无法介入事故原因的调查中。

    即便多次与相关方面交涉，关注渤海溢油事件的多家民间环保组织仍旧不得不承认自己缺少话语权，在溢油这种复杂且专业的问题上，他们感到有些一筹莫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作为，民间环保组织根据各自的专长，在持续地跟进此事。种种迹象表明，即使郭美美、动车事故一而再地引发人们的强烈关注，信息公开很少的渤海溢油事件也始终没有成为消失的新闻。而环保组织还将继续发力，甚至可能发起对康菲的公益诉讼。

    追击浮油

    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发生的溢油事件，国内的民间环保组织还是头一次碰上，没有现场证据，也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并不比普通人多

    7月17日一早，邵文杰一行人从烟台长岛搭船出发，目的地是发生溢油的蓬莱19-3油田。

    邵文杰是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成员，这次行动被冠以“中海油生态行”。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选择的线路可能有些问题”。那天渤海上的浪不小，渔船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后，渐渐靠近了蓬莱19-3油田。然而眼前的情景与邵预想的颇为不同，钻井平台周围并没有大片漂浮着的厚厚油层，但康菲石油公司7月14日首度披露事故数据时指出溢油量达到1500桶。

    “海上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油花，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康菲作业的漏油，在渤海，燃料油污染本来就很严重。”邵文杰有些沮丧。开船的渔民则告诉他，漏油在6月初就已发生，之后污染海域刮起过台风，原油可能早就被风吹上岸了。而且这次泄漏的原油有大量是重质油，并不浮于水面。

    贸然出海没有让邵文杰获取康菲漏油的直接证据，一行人难掩失望。在付了近万元的租船费用后，他们只好在岸边搜寻油污的直接受害者。

    在长岛和河北乐亭两地，邵文杰均能在海岸找到大块原油，其中乐亭的污染比长岛严重得多，“乐亭的海岸到处都是油，海滩上的原油随处可见。”这些原油零零星星地附着在礁石上，黏度极高，让原本光鲜的海滩黯然失色。

    有养殖户给邵反映，扇贝近来突然大量死亡，存活下来的个头也要比往年同期小，他们还给邵展示了沾上原油的养殖笼，黑乎乎的，得用铁器才能小心地把油污刮下来。

    在河北乐亭疑遭康菲漏油污染传得沸沸扬扬之时，8月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唐山丰南近岸油污和乐亭老米沟河口东侧沙滩油颗粒样品的油指纹鉴定结果均为燃料油。而燃料油与原油差别迥异，这就意味着此处的油污并非来自康菲作业的蓬莱19-3油田的溢油。

    漏油带来的生态和渔业损失似乎显而易见，但邵心里明白，单单这些现象还不足以证明与康菲漏油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何评估康菲漏油带来的损失？一直关注漏油事件中信息公开问题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很困难。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发生的溢油事件，国内的环保组织还是头一次碰上，没有现场证据，也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并不比普通人多。

    溢油的相关数据，马军只能依靠康菲公司和国家海洋局的主动披露，而作为油污染重要检测手段的油指纹检测也被海洋局所垄断，马军觉得自己处在完全不对等的劣势地位。

    “唯一比他们强的，就是我们有公信力。”在康菲公司一再瞒报，而海洋局的检测结论又不能让人信服时，马军这样为自己增加信心。

    评估困难

    康菲在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才站出来解释，环保组织不得不为了真相，先与康菲公司形成对峙。何时能从这种对抗的姿态转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积极合作，环保组织似乎不抱太多希望

    环保组织终究有自己擅长的策略。

    7月4日，马军联合其他10家民间环保组织，签署了《就渤海湾漏油事故致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的公开信》，分别发给了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美国总部，抗议此次漏油事故涉嫌瞒报。

    7月5日，国家海洋局在通报会上称漏油事故已得到控制，溢油点附近的劣四类水质海水达840平方公里，此前该区域水质为一类。随着海水的运动，受污染海域面积还将持续扩大。

    7月6日，在舆论压力下，中海油和康菲公司联合召开发布会。马军记得，有记者在会上提问，如果漏油事件发生在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是否也会在1个月后才向公众告知情况时，康菲石油中国总裁表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中国，并强调公司第一时间向上级监管部门和合作伙伴作了报告。

    马军以为康菲公司是过于傲慢了，在公众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理由不让公众知道，而向政府汇报也并不等同于向社会公布。

    在发布会之后，依靠第三方牵线，中海油与几家NGO组织的人员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谈。除了公众研究中心的马军、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冯永锋，自然之友公众参与项目负责人常成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我们几乎没有话语权，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常成对这次会面的最深印象，“漏油涉及的问题很复杂，也很专业，我们基本上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马军联想到去年的BP漏油事件，当时有关漏油信息的发布非常及时，每天都有最新的进展情况，而环保组织也能迅速地参与进去，协助BP公司开展工作。而这次，康菲显然缺乏诚意，在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才站出来解释，环保组织不得不为了真相，先与康菲公司形成对峙。

    何时能从这种对抗的姿态转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积极合作，马军似乎不抱太大希望。

    而亲自去过现场的邵文杰则深深地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他有些羡慕地提到绿色和平组织在大连漏油事件中所做的评估工作。当时，在经过10天的独立现场调查后，绿色和平组织估计有多达6万吨重质原油泄漏至中国东北沿岸海域，并对漏油事件的油污清理工作和可能的环境影响作出了分析。而关于康菲漏油的类似评估，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等国内多家NGO都承认，不管是从技术手段还是财力人力去考量，都还没有能力做到。

    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路并不通畅，但这种尝试在几家环保组织看来意义要远大于结果，“我们至少能影响一批民众，让他们关注这次漏油事件”

    8月1日，自然之友等12家环保组织表示，如果国家海洋局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无法提起公益诉讼，环保组织不排除在近期率先提起公益诉讼。

    有律师参与了进来，一同讨论进行公益诉讼的可能性，但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推举出确定的代理律师人选。

    实际上，按照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公益组织需要经过批准后才能成为原告，代理公众利益事件的起诉工作，如果由民间组织直接出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被法院受理的可能性非常大。

    马军寄希望于海洋局或农业部门能提起刑事诉讼，一来按照目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求偿权归国家海洋局行使；二来康菲到底造成多大的生态损失，实难评估，而如果海洋局能出面提起诉讼，就可以处数倍于损失金额的罚金，使赔偿得到有力保障。

    同时，他们没有放弃受害渔民的个人诉讼，中国公益诉讼网已经开始征募渤海漏油直接受害者，但情况并不乐观，目前还没有征集到提起诉讼赔偿的养殖户。

    常成说，他曾咨询过国家海洋局，有关人员告诉他，“民间环保组织无权提起公益诉讼。”他说：“国家海洋局更有能力做原告，但如果海洋局不作为的话，我们只能自己联合环保组织委托律师提起公益诉讼。”

    起诉费用将是环保组织的必要支出，而更大的风险或许在于，一旦败诉，不但12家环保组织提起的生态索赔无法落实，就连取证调查费用、委托律师费用等先行支出也将血本无归。

    常成说，如果起诉，他们可能会选择起诉至青岛海事法院，而这又牵涉到公益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漏油点是蓬莱19-3油田，但受污染的海域已经延伸到整个渤海湾，有些地方还归天津海事法院管辖。

    关于立案，常成了解到此前最高法出过一条司法解释，大意是鼓励一些海事法院创新公益诉讼的形式，而国内已有昆明、贵阳、无锡三市推行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公益诉讼在国内也并非头一次发生，虽然这都不能保证海事法院一定会去受理此案。

    而一直参与渤海漏油公益诉讼相关讨论的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则列举了近年来国内的几起石油污染案例，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手段，已能基本满足海洋溢油生态环境损失索赔的需求。“但是，横亘在生态索赔之路上的是‘三座大山’———观念障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而索赔的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都不够充足，法律执行力薄弱，能碰软不能碰硬。”

    公益诉讼的路并不通畅，但这种尝试在环保组织看来意义要远大于结果，“我们至少能影响一批民众，让他们关注这次漏油事件。”马军说。常成则表示，“这种尝试或许能促进公益诉讼方面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