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保证“知识依旧能改变命运”？

        网上舆情要览：教育公平分为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寒门子弟远离高校的背后，是这三个阶段都失去了公平。

    新闻背景：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6日南方周末)

    网言网语：

    网友：教育的不公，教育资源城乡有别，农村子弟从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网友：别说是北大、清华，其他重点大学也一样，农村学生比例不断滑落是社会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没有好学校、好师资，没有加分的特长与优势。

    网友：纵然读书学习刻苦刻苦再刻苦，失了教育资源之“水”的鲤鱼，即使拼了命也很难跳龙门。

    网友：怕什么，李嘉诚上过大学吗?现在很多成绩好的学生也不愿意上大学，没后台没关系毕业了也找不到好工作，，还不是浪费时间和学费

    网友：现在的学校都只讲钱钱钱三个字，想读好点的学校难，如果没钱。普通学校和重点差距太大了。

    网友：起跑线的差距，家庭背景的差距造成了，农村孩子读的学校没有城市的孩子好，见识没有城市孩子广，另外，高考不少城市孩子还可以加分。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

    媒体论道：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不只是18年

    2004年，麦子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城市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如今，我们发现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不只是18年。再丰盛的年华叠加，农村的孩子仍不能和城市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

    18年的时间，农村寒门子弟可以通过刻苦学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一座座独木桥上奋勇搏杀完成跳“农门”。可现在，这一跳“农门”的通道并不顺畅。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教授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专家称，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 寒门子弟为何离高校越来越远?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底层人民，但现在看到的是能够通过教育改变人生的穷孩子越来越少，优质的教育资源仍不可逆转地向发达地区集中。

    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教育公平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或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特殊问题，包括资源配置的权力运作、阶层分化的新元素介入、公共政策的权威性配置等等。

    教育公平分为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寒门子弟远离高校的背后，是这三个阶段都失去了公平。这便是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果的不平衡的具体表现。农村与城市之间是断裂的，依据城市标准形成的各方面生活成本却是统一的，以此形成遏制农村子弟上升希望的城乡剪刀差。

    剪刀差不光体现在收入差距和教育资源不均衡上，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权利差距。因为有权利才会有机会，机会平等要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以起点和过程不公平为标志的机会不平等，折射出公共政策选择上的偏差。

    这偏差，仅在教育一方面，就造成很多寒门子弟都放弃高考，或成为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或守着本分，外出打工留守在家，复制着父辈们的命运。即便如此，那些被社会遏制上升的寒门子弟，依旧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但是，我们确实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走出农村，早已是必然而且应然的结果，谁也无法逃避。可从农村到城市，存在于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这一距离，不仅仅指空间，还指时间和心理，更是指消除城乡权利隔阂和资源配置平等的距离，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也绝非靠一个人奋斗18年来改变的。(华商报)

 
   农村学生的比例为何下滑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如今，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而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整个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首要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恢复高考之初，农村学生还可以凭借自己勤奋的学习来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尤其是，在改变命运的激励下，往往他们的勤奋远非城市学生可比。但是，随着考试竞争的激化，影响应试水平的因素开始逐渐增多，除却勤奋之外，师资力量、信息资源、教学设施、培训机构等等，都不可能被忽视。因此，当年农村学生考试竞争的相对优势，开始逐年下降。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也体现在城市内部，“超级中学”的出现即是体现。重点大学的生源，多数来自各地的“超级中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如果“超级中学”是竞争的产物，问题也许并不大。但是，往往“超级中学”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经费扶持，无形之中，原本分布不均的教育资源继续失衡。而在一些县市，“超级中学”更体现为过度的中学合并——周边地区的学校通过行政手段合并到县市中心区域的学校，因此刻意制造规模化效应、集群效应，这使得一些“超级中学”继续膨胀为庞然大物。如此情况之下，教育资源的分布如何能均衡?

    既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那么目前的一些招生改革手段，很多将不利于农村学子。即如自主招生考试中，学生的综合质素将得到考核，而单纯依赖考试本身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学子，在这种全方位的考核中自然会处于不利地位。还如北大等首创的校长推荐制，试问，校长推荐的资格，有多少会分配给非重点中学，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呢?我们固然需要学生实现全方位发展，摆脱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是，对于更多的农村学子来说，他们只能单纯依靠考试来改变命运，没有全方位发展的条件。教育之公平，因此正在受到挑战。

    与教育资源分布、教育公平相联系的问题，正是社会的阶层流动。社会阶层失去流动性，社会结构将可能固化，这样的社会很难健康发展。因此，这次“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成果，应当为我们所重视。

    目前，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重点提到了基础教育资源分布均衡的问题，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仅凭这一规划纲要来看，我们能预见的情况是，就学、升学的普及率将能提升，但升学的竞争起点也许还难以同步。我们自然不会否认教育本身存在竞争，但竞争需要同样的起点，否则，所竞争的因素将变得复杂，甚至还会从单纯的教育竞争变成身份的竞争。因此，在呼吁教育基础资源均衡的基础上，我们希望目前的招录体系能照顾到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例如，让各大学的招生计划指标适度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变其过度向本地或者向经济、教育发达地区倾斜的现状。(长江商报 肖畅)

    拿什么保证“知识依旧能改变命运”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背后，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常识的溃败。如果“龙生龙，凤生凤”成为一种权益世袭，不管其是否披着高考这个看似公平的幌子，社会序列的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迟早会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降低。这样的现实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在下降，在现有的考试规则和选拔模式下，他们的竞争力比不过城市的孩子，比不过过去的前辈。其次，是农村孩子的就业力在下降，当农村孩子自身的文凭不过硬，而家庭又帮不上忙时，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看似简单的比例下降，背后却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认知的溃败现在的农村，有多少家庭还单纯地相信只要肯学，就可以改变命运?在就业难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期待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可问题是，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弱势群体正被制度设计日益边缘化，社会遴选机制越来越向城市学生、富裕学生打开了更多的“门”。一者，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势家庭的竞争力，而几乎将大多数农村学生挡在门外;二者，现行考试制度从内容上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断裂，很多内容是城市学生才能接触到的。以更广泛的视角看，难考重点大学只是农村孩子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就业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在单枪匹马地硬闯，他们没有能力借助其他的资源顺利就业，他们没有办法与别人“拼爹”;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买不起房，因为他们没有家底可以付首付，他们没有老房可以垫底，没有啃老的资格，结果只能在飙涨的房市中，被远远抛下。这些问题带来的挫败感，会让人产生焦虑。结果，在信奉过知识改变命运之后，却无奈地发现真正改变命运的可能不是知识。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如果“龙生龙，凤生凤”成为一种权益世袭，不管是否披着公平和正义的幌子，社会序列的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迟早会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就意味着，在观察农村孩子考重点大学越来越难时，应该有制度的视角和权利的视角。从本质上说，越是农村出身的孩子，越难上重点大学，不过是一系列权利不对等之后的结果之一。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带来信心，只有权利保障才能注入动力。当权利保障越来越完善 ，当每个人的际遇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时，人们才会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觉得自己的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半岛都市报 乾羽)

警惕阶层复制的陷阱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是一个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趋势的强化，让所谓的重视有些轻描淡写，与之相关的则是众多农村学生命运的落寞。

    事实上，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当前，来自农村和城镇的考生以及父亲身份分别是农民、工人、干部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专业入读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现象，与总理温家宝的感慨不谋而合，温总理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可以说，这已经成为横亘在整个社会面前的一道课题。我国重点高校的教育机会，明显偏向那些拥有优越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子女。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在国家重点院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和最多的高校贫困生。

    可以说，阶层复制的陷阱似乎正在形成。如何防止制度性缺陷导致的阶层复制扩大化——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课题。(长江日报 朱四倍)

    均衡公共资源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不少人士就凭直觉认为是个保守数字。虽然社科院将中国城市的“合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但是年收入达到1万元甚至2万元的人士，恐怕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可这类已被视作穷人的群体却游离在统计之外。

    贫困标准线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收入群体有权享受社会救助的福利，这不仅关乎利益博弈，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贫困线过低，应当得到救助的人群就被我们抛弃，折射的是社会的不义;如果贫困线过高，不该享受救助的人群却侵占了公共福利，体现的是社会的不公。

    针对贫困人群，通常有两种扶助手段，一是直接资助，比如发放低保金;二是间接资助，也称为造血式扶贫，比如在贫困山区发展项目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问题等。争议贫困线的高低，目的就是要让适合的弱势人群获得两种手段的扶助，这是无可指责的。需要追问的是，时下的扶贫理念是否存在盲区?

    最新的一期《南方周末》报道，“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同样，城市中的普通家庭的子女也难以进入一流的高校。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底层的个体命运有固化趋势，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投入总体上遵循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农村地区的硬软件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少年无论在高考笔试还是高校自主招生中的面试环节，往往都无力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而同在城市，教育资源也是不均衡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学校，成绩排名靠前或者有权钱作为背景的孩子才能进入。但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输给了富贵阶层，“天价幼儿园”不是普通工薪阶层所能承受的。

    国家之所以要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的公共福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可是，不均衡的投入模式，优质的公共资源反而被强势群体所抢占，这就违背了征税的初衷。

    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仅针对贫困个体而开展扶贫工作，因为公共资源不均衡所限制，这些贫困个体也难以脱离贫困状态，甚至会将贫困复制给下一代。 (南方都市报 伍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