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债务，与此同时，还在为了给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并偿还旧贷款而不断开发缺乏监管的资金来源。那么我们对此应当怎么办？是袖手旁观、坐等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还是做些什么来确保地方政府在为不断扩大的社会服务筹款的同时还继续建设新项目？
根据保尔森研究所的建议，目前解决这一问题还有一线希望，但必须对中央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进行重大改革。保尔森研究所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离开政府之后设立的智库，由于保尔森与中国政府的长期联系，该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内城市化问题。
经济学家和基金经理常常把中国的城市化视为发展的驱动力，会使中国经济在下一代国民里继续高速前行，并且有望刺激地区甚至全球增长。预计会有几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会带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牛津大学的中国公共财政学教授黄佩华在保尔森研究所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说：“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表现似乎是政府出色应对城市化进程的初步证据。但大城市的公共财政体制残缺不全，需要紧急修补。”
黄佩华写道：“目前的分税体制不能为城市承担提供服务的重任而供应充足的资金———除城市设施之外，服务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等。”
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允许它们自行征税的空间很少，因此基础设施甚至社会服务开支等都由卖地的收入来支付。鉴于土地资源有限，因此这并不是可持续的筹款方式。黄佩华指出，2010年，土地销售收入占二线城市财政收入的大约35%，而税收收入仅占30%。中央政府的直接拨款也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黄佩华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是扩大地方政府的课税基础，让地方当局在征税方式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黄佩华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央政府可以给城市当局更多的税收自主权，允许它们自行决定一些特定税种的税率，如车船税和牌照费。还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对中央税或共享税征收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可以考虑的很不错的选择。”
中央政府不愿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控制钱袋，中央政府能够对各地区行使更大的控制权。然而尽管如此，地方政府还是找到了在财政上更加独立的方式。除了土地销售之外，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账外融资工具，那就是得到地方当局松散支持而可以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半官方企业。
地方政府不能出现赤字，因此不会直接背负债务。但融资工具积累了最终要由地方当局承担的大量债务。中国审计署估计，201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10.7万亿元人民币。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而提供社会服务的成本在增加。但这一债务水平只相当于中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7%。黄佩华认为，解决债务问题完全在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范围之内。
然而，必要的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取得成功之前，黄佩华还提出了对于保尔森肯定十分熟悉的警告，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崩溃期间，他是美国的“消防队长”。黄佩华写道：“政府必须防范银行把这些贷款重新包装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卖给急于获得收益的顾客，从而传播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