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校长:市长任校理事会长 现实必要选择

　

 

 

 

朱清时
　　我们没有教育部的大印盖的文凭依靠，我们的学生毕业能不能被社会接受，完全靠社会对我们学校的认可程度，这就逼着我们一定要让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让他们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这样我们的办学就成功了。朱清时

　　朱清时

　　朱清时，65岁，化学家。45岁时，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朱清时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干就是10年。当许多大学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之时，中科大顶住压力不建新园区，成为2000年以来全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他还多次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牛校长”。2009年，已退休一年的朱清时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南科大”，马上会弹出一千三百多万条搜索结果。输入朱清时的名字，也会出现一百多万条，带领南科大进行高校改革的朱清时，无疑是当下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之一。

　　出任南科大校长到现在，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朱清时前行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从当时接不接受南科大校长重担的选择之难，到几经波折迟迟等不来教育部批文的批文之难；从宣布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到45名学生集体宣布拒绝高考；从港科大三位教授出走，公开批评朱清时及南科大改革，到山东籍王姓学生退学的教书育人之难。和每一个实践者一样，一路走来，与他相伴的是从未停息的问号和争议。

　　近日，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制作了朱清时的专题节目，该节目每周二播出，本期节目将于8月2日24时和8月9日24时播出。

　　本报记者雍兴中 曾鸣

　　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

　　首届理事会

　　在中国，终于有一所大学由理事会领导

　　记者：7月16日，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您说这是人生中最煎熬的一天？

　　朱清时：最纠结的一天。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这是一件大事，终于有一所大学按照一部法规来运作，终于有一所大学由理事会来领导，但是大家不知道理事会应该怎么运作，理事们也没有对教育有过准备，所以，对我们的办学方针和规划，他们都从自身的经验和认知来提问，提了很多问题、批评，绝大多数都很好，很善意，但也有一些在纠结一些次要问题，比如校名的英文。我们要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应该怎么组成理事会，理事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准备和条件，理事在理事会上应该怎么发问，问什么。但这已经是中国教育走出的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步。

　　记者：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南科大的报道，大家会有担心，说朱校长还会不会继续干下去呢？

　　朱清时：我希望给南科大推荐一个比我更好的新校长，如果找到这个人，并且被接受的话，那我就光荣地隐退了，我可以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中间去。但南科大已经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大家都关注了它，在没有选到之前，再困难我也得坚决顶住，就是在现在最低潮的时候，如果我抽身走了的话，就无异于逃兵，所以我的性格是绝不可以当逃兵，再艰难也要顶住。

　　记者：是因为您觉得太累了？

　　朱清时：对中国教育弊端认识太深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改变它，我愿意在后半生去做一个真正自己享受的工作。

　　记者：去年你写了一封公开信，称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呼唤“敢闯敢试”的深圳精神。写这封信考虑了很长时间吗？

　　朱清时：这封信也是在前面做了很多努力，失败之后才不得已写的。我本来是叫办公室起草，写了之后我一看不行，根本就没有写出我的意思，也没有劲儿，我就开始自己写，写了2个钟头，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了，那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我知道这一发出去，承担的责任就大了。其实我刚上任的时候，就想自主招生，我觉得中国教育除了行政化之外，最大的弊病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教育部统一授毕业证书的学位，这种制度缺乏鼓励各个学校改进教育质量的机制，不合理。

　　去行政化

　　要政府放权，一下子放彻底是不可能的

　　记者：都知道去行政化的好处，可是真正做起来非常难，您怎么看？

　　朱清时：有人说去行政化是悖论，因为你们是深圳市政府出钱养的学校，市政府怎么能不干预？实际上不然，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是公办的，剑桥、牛津都是。大学之所以能够独立是靠一部法律，政府是按照这个法律来支持学校的，政府的义务学校不能少，但是政府又一点不能干预学校。

　　记者：最近公开选拔的两位正局级副校长，会不会跟南科大的去行政化相矛盾？

　　朱清时：这件事比较复杂，刚开始提出派两位行政副校长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理事会上已经明确了，我们两位只选了一个，另一个就按照我在理事会上提出的挑选办法来选，这个办法就是先全国打广告，然后通过邀请和各个高校推荐，进行筛选，比较合适的交理事会的专委会审查，专委会同意了我们就开始面谈，最后校长提名到理事会，由理事会表决。

　　记者：所以正局级副校长这件事，反倒是促进了定人权还是在您的手上？

　　朱清时：理事会开始生效以后，按照理事会的选举办法，我们看今后是不是能够做好，反正就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市政府的管理条例已经公布了，这个一公布就是一个质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要市政府放权，一下子都放彻底是不可能的，而且政府也要看南科大究竟运转得怎么样。

　　记者：首任理事会的理事长是深圳市市长，这样一个决定会不会让您有些担心，我们的去行政反倒会有障碍？

　　朱清时：这个肯定不是国际接轨的方法，但是是中国现实下的一种必要的选择。理事会如果不由市长当理事长会有权威吗？决议会被市政府承认吗？我们第二年的预算政府同不同意？财委认不认账？所以还得由市长当理事长，这样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市政府会认账，对不对？这是我们目前必要的一步。改革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积小步迈大步。

　　拒绝高考事件

　　这些学生应该让好多老师和官员汗颜

　　记者：5月30日，南科大四十五名学子决定拒绝高考。当时就有人怀疑，这是朱清时要求学生做的？

　　朱清时：大家都是猜测。我曾经对媒体说，这些学生应该让好多老师跟官员汗颜，他们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自授文凭，他们公开信中有一句叫作“丢弃虚文凭，捡起真本事”，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突然要让他们参加高考，等于是又回到这个体制中间，他们想不通。

　　记者：从一个长辈的角度，您怎么看他们的决定？

　　朱清时：我觉得他们是对的。因为这个改革是历史使命，这些孩子有幸承担了这个使命，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另外，突然参加高考其实留下了诸多问题，比如说不久前公布的有资格招生的名单没有南科大，如果他们参加高考我们又没有权利招生，这些学生怎么回来？

　　记者：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不参加高考自授文凭这条路能走多久？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第一我觉得高考是中国现在选拔人才的方式，这个是不可挑战的，高考必定还是最公平的一种方法，这个也是不可挑战的。但是高考的弊病在于一刀切，会使少数偏才、怪才、奇才给切掉了。好多大师，比如钱钟书，考大学的时候成绩都很偏，有一些数学都是零分。南科大想做的事就是不要一刀切，让我们探索一种弥补的办法，我们也要考试，但是考试不是唯一的，我们还要做能力测试。

　　记者：你们怎么选人，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进入南科大？

　　朱清时：比如，我用中国古代数学《周髀算经》里的勾股定理来选人，我花五分多钟跟学生清晰地解释了一遍，他是怎么证明的，然后看这些学生的理解力、记忆力了，也看他们的空间想象力。应该说收上来的卷子基本上都不相同，大多数其实还是在用传统欧几里得的方法来证明这个勾股定理，但也有少数听明白了我的话。开学时我跟学生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其实我这个能力测试，你们大多数没有及格，不要以为你们都很行。

　　记者：最新的消息称，原本南科大秋季准备招大概150个学生，但是现在这个计划要搁置，可能要等到明年3月，为什么？

　　朱清时：主要是因为出现了那个高考事件。现在我们还要花时间跟教育部以及市里面协调好，取得一致意见再招。南科大吧，不愿意匆忙招生。招了就是一下子回到体制队伍，我们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谈清楚想清楚然后再招。

　　南科大的未来

　　希望若干年后，

　　中国教育在走我们的路

　　记者：6月16日，南科大聘请的来自港科大的三位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在《南方周末》上发布联名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直指南科大现存的问题，包括：“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等。您怎么看这些批评？

　　朱清时：关于制度设计，我赞成由他们三个来主持，然后到香港科技大学请若干教授，来为整个南科大设计这个制度，这一点没有分歧。但是我坚持一点，我说你们先做前期工作，等我们的骨干到了之后，让我们的骨干参与决定。对于“校长不能够脱离监管为所欲为”这一观点，完全是他们误解，他们以为我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脱离监管。对于“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是去行政化。而“鼓动学生不参高考”这个话就更过分了。我们没有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他们缺乏对我的最基本认知。

　　记者：那您对南科大的未来怎么看？

　　朱清时：我觉得南科大走的是中国教育必由之路。当然必由之路注定是很艰难的。南科大是肯定早晚要成功。但不必在我，不必在我的任期内，对吧？

　　记者：有一天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段的时候，后来的人评价南科大，评价朱清时，您希望他们能说什么？

　　朱清时：我希望就像中科大一样，中科大我一开始情绪很低落的，大家不少人在攻击我战略失误，就是说国家教育大扩张的时候放弃这个机会没有扩张，但过了十年，大家就发现这个做对了，我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大家就发现，中国的教育已经在走上南科大的路了，我们成了先行者。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