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三下乡”遇尴尬：住公寓 玩无线网

2010年7月22日，在山东潍坊安丘市一所山区学校内，来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和山区孩子们玩起了趣味游戏。

 

  又逢一年下乡时。

   陕西科技大学学生吴研暑假回到湖南老家，提及“三下乡”，她向记者说起一件事:“我们团队曾向某革命老区申请下乡，但遭到对方婉言谢绝，说已经接待几十批了，经不起折腾了。”

   记者了解到，主题为“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的2011“青春三下乡”现已启动，100余万名大学生、600支全国级重点服务团队、数万支普通服务队奔赴各乡镇支农惠农。本应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的“三下乡”为何却让一个革命老区感到受折腾?这群大学生遭遇的尴尬是个体还是共同现象?来自南京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20余所高校、40余名曾参与“三下乡”的师生与记者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讲求实效，别让“三下乡”变味，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三下乡”变味了?

    前几日，记者接到湖南某大学“三下乡”服务队宣传工作学生负责人章敏(化名)邀请，希望对他们下乡工作给予报道，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记者:“你们下乡的生活条件怎样?”

    章敏:“条件很好啊，住公寓，玩无线网。”

    章敏显然不了解下乡的实际意义，在她的QQ签名中，她曾一度用“进城”形容她的“三下乡”生活。

    下乡等于“进城”?“三下乡”出现了哪些问题?毕业于湖南某二本院校的冒磊(化名)向记者说起他参与“三下乡”的全过程:

    “学校下乡名额有严格限制，每个学院20人左右。普通学生大多不知道下乡的事儿，我在校园媒体工作才知道消息。我很想报名却没有指标，于是我找到校党委宣传部的老师要求‘开后门’，她给院书记挂了个电话，我这才如愿。原以为会去很落后的山村，但车停在了小镇上，住宿条件并不差。期间开展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活动，晚上跟同学聊天时，他们觉得下乡也就这样。一周之后，我们开始返校。老师说要留下一部分人写总结材料，其他人可以回家，我没有参与，便收拾东西回了东北。我入党时，下乡的经历加了分。”
   冒磊没有参与撰写学校、地方政府各一份的汇报材料，但山东某高校2009级团委学生干部王慧(化名)曾为汇报材料伤透脑筋。她对汇报材料的用途表示怀疑，甚至直言学生没日没夜赶出来的汇报材料也仅是高校“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而已。

    变味的原因

   黄淮学院毕业生朱建峰，2004年曾参与该校成立后首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破烂潮湿的房间、长满绿苔的案板是他起初最深刻的体验。在他们三下乡支教服务结束后，当地百姓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他至今也难忘老百姓质朴的笑容。如今，是什么原因让部分地区、高校组织的“三下乡”遭遇收效浅、形式化之类的质量滑坡?

    1996年，14部委联合开展大学生“三下乡”活动，旨在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思想认识，同时更多地为基层群众服务。缘何理应向所有学生开放的“三下乡”活动在部分高校已变成“内部操作”?浙江某大学辅导员杨威(化名)向记者吐苦水:“‘三下乡’是中央号召由上而下开展的，但学校在下乡支农项目上预算有限，资源多向科研倾斜，学院就不得不把名额、活动范围和规模尽量缩小。”

    湖南科技大学陈阳2010年暑假曾下往韶山市如意村，她分析“三下乡”的变味，学生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也是其中原因:“一些大学生并未萌发对农村的真感情以及改变农村的决心。不知道下乡该做什么、怎么做，反倒抱怨下乡无聊、不好玩。”山西农业大学李静补充说:“部分学生除了目的不明确外，对待‘三下乡’的态度也有失偏颇，一些人将下乡视为去‘农家乐’，原本应供农村之所需、解农民之所困的‘三下乡’变成了田园游、农家乐、休闲度假的‘三游乡’。”

   当“三下乡”被部分学生冠以无聊、不好玩等词汇，本应“体验基层、调研现状、传播知识”的下乡活动便失去了应有含义和成效。

   实现体验与服务农村“双丰收”

    500个实践团、全国1000余个乡镇、10000余名学生……2008年中南大学启动大学生三下乡“百千万”工程计划。中南大学团委副书记杨飞龙介绍，“让每个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有一次下乡实践机会”的理念在校园内人人皆知，学校每年通过学生自主组队、与地方政府项目对接的方式，通过拨款与学生自费相结合的途径，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下到农村体验生活。贵州省毕节地区茶花村，就是中南大学下乡服务受益的典范。

    5年前，茶花村村小学原本只有两名教师，教室破旧不堪，一到大雨天，学生便只能在“下小雨”的室内活动。中南大学把桂花村定为服务基地后，由20余名学生组成的基地团每年暑假准时到访，成为桂花村村小学的“流动师资”。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此期间感受深刻，多数人毕业后奔赴基层一线，下乡学生的家长在了解情况后，还自愿筹资重修村小学操场、食堂，有一位家长便出手支援5万元。

    中南大学不是个案。湘潭大学早几年便已开始由学生自主组团、申报经费，湖南农业大学借助其专业性，把下乡活动带入课堂，“百村百名大学生”培育工程(2007年，湖南农业大学启动“百村百名大学生”培育工程，对35岁以下青年农民进行培训，两年后授予学位)就是其成果。在各省、市，还有一批类似高校正在“三下乡”之路上大步向前。

    缘何这些高校“三下乡”活动成效显著?杨飞龙说:“学校增加投入是保障，一个贫困学生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下乡服务基层、体验生活?另一方面，要讲究实效，农村有需求，学生就行动。但学生往往不知道下乡要做什么、怎么做，学校此时就要加强指导，在下乡之前对其进行培训、端正态度。另外，高校和社会要明白，支援农村不是唯一目的，下乡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了解农村，了解社会。”